过去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并存，在新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人类历史上都极不寻常。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力优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了善治的重要价值，也极大推动了政治与文化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精彩纷呈。“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2011年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建成文化强国”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战略层面为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对此，以下四个方面备受学界关注：一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导向，以“四史”学习教育为重点，对诚信文化、网络文化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二是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主题，开展融媒体建设、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等研究；三是以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为主线，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等研究；四是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为目标，围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贫困治理研究持续深化。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在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持续推进中国贫困治理进程，“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迎来决胜阶段，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围绕贫困治理这一重要议题，一些学者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开系统梳理，并尝试提炼出反贫困斗争的一般规律。另一些学者则着眼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理论与对策研究，聚焦“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问题，探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维度，积极探究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力图透过全球贫困治理话语权的提升，总结出提高国际话语权的一般经验。

“两个大局”研究如火如荼。站在历史交汇点上，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到胸怀“两个大局”的拓展，不仅对领导干部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还激发了学者的研究热情。有学者认为，把握“两个大局”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是前提，与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一脉相承。另有学者认为，准确把握两者的内在联系是核心所在，把中华民族复兴视为世界大变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因素，并从世界大变局审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还有学者则强调，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关键是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坚持战略思维，既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数字政府治理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建设俨然成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前瞻性思考，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研究方向，对此，学者有着自身独特的关切点。一是立足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分析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加强信息保护等重要问题。二是着眼于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突出制度建设的主线，围绕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强化管理的制度规则展开讨论。三是致力于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效能提升，既要通过数字化为政府治理赋能，也要通过政府治理数字化加快数字化发展。可见，数字政府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是治理的新方式也是治理的新目标。推进其均衡协调发展，是有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